码头那边今天要卸两条船的货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他动作太慢，就会被老黄骂。老黄是装卸队的头，脾气暴躁，三字经比呼吸还多。可他得忍着干，因为这是这岛上少数会按时给钱的打工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他骑着车，耳边全是风，脑袋却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股爽完之后的空荡正慢慢被另一个熟悉的重量取代：生活的压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的家早就不像个家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母亲在他国小三年级那年偷偷离开澎湖，说是“去台北看朋友”，再也没回来。

        父亲酗酒，一喝醉就乱砸东西。有次家里电风扇被砸到叶片断裂飞出来，打在他脸上，差点毁容。从那之后他在学校越来越暴，一口气把对面职校三个男的打进医务室，还被叫去警局做笔录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也就是那时候开始，他学会了自己养活自己。

        卸货、洗车、捡鱼苗、送瓦斯桶、搬棺材他都做过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没得选。

        澎湖太小，小到人一旦穷、臭名一传出去，想翻身很难。他知道老师在背后说他“就是废掉的那种学生”，他也知道其他女生看他的眼神是“危险又好像会爽的那种男生”，但没人真正在意他过得怎么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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